1947年3月下旬，延安灯火已全部熄灭，无线电台按照命令沉默七十二小时。几乎没人知道，这条异常安静的指令来自一位二十八岁的少校秘书，他用最平常的笔迹抄录了蒋介石攻占延安的计划安全股票配资门户，然后把情报塞进了联络员的单车坐垫。三天后，中共中央安全撤离，胡宗南的战机扑了个空壳。那名秘书叫熊向晖，自1938年初潜入第一战区以来，他第一次感觉“闲棋”被落到了要害处。
熊向晖能走到胡宗南身边，源于九年前的一次“人才点将”。1938年春节刚过，武汉江边阴雨连绵，蒋南翔奉周恩来之命在诺大的学生名单里找“黄埔军长会喜欢的年轻人”。条件极苛：出身清白、仪表出众、能谈马列又懂三民主义。挑来挑去，只有清华十九岁学生熊向晖合格。周恩来听完介绍，只说了八个字——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。
送报名表那天，胡宗南翻到“熊汇荟”时皱了皱眉。回答却有点意思：坐着不起身，只抬手答“我就是”；问“为何从军”，他引用孙中山遗嘱：“国民革命四十年”。胡宗南大笑，当场在名字后面画了四个圈。副官悄悄告诉他：“别人最多三个，你是四个。”当晚，他第一次跑到八路军办事处，与董必武匆匆对接。董老给出的定位是“闲棋”，日后动不动全看局势。
接下来三年，他几乎成了胡宗南的影子：替长官写演讲稿，管机要电文，还被派去照看在西安的父母。胡宗南对外宣称“要把这小伙子培养成黄埔出类拔萃的学生”。为了考验忠诚，他甚至安排特务递过一封匿名检举信。熊向晖拍桌子请辞，胡宗南哈哈大笑：用人不疑。
1943年6月，蒋介石突然密电“六月底完成对延安进攻准备”。熊向晖当晚拆阅两份绝密电报，将时间、兵力、行军路线用暗号发往延安。中共中央迅速布防，并让朱德于7月4日公开拍电报劝阻胡宗南。朱德的电报先落在熊向晖手里，他犹豫须臾，还是抄呈胡宗南。“谁泄的密？”胡宗南皱眉。熊向晖一本正经提议秘密排查，顺势把调查方向引向两名“可疑军官”。这两人很快被羁押，西安谣言四起，进攻计划被迫搁置。
战场失利的阴影并没阻止蒋介石的执念。1947年，他调集四倍兵力、外加九十余架B–24轰炸机，誓取延安。熊向晖再度截获电报，深夜乔装出城，将情报交给地下交通员王石坚。毛泽东决断：党中央即撤。结果众人越过延河，胡宗南“光复”一片废墟，只在窑洞抽屉里找到一张纸条——“进进不得，退退不得，奈何？”落款：毛泽东。
这时的熊向晖已被保送赴美深造。可北平地下电台被破获，军统顺藤摸瓜查到他在西安留下的手迹。情报部门认定：熊向晖是潜伏多年之“赤匪”。按理说胡宗南应急报重庆，却只是悄悄停了学费补助，没敢深追。周恩来后来分析：“一旦捅到蒋介石面前，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”
1949年10月，西南告急。胡宗南与宋希濂在汉中议定：放弃成都盆地，退守滇西甚至缅甸。大部机密电报发到重庆，却始终得不到蒋介石批准。原因之一，正是他收到了一封张治中从北平寄来的“家书”。信里提到一个炸响耳膜的名字——“熊向晖乃我党同志，十余年潜伏左右”。蒋介石读毕勃然大怒，对胡宗南再无信任。
11月6日，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。周恩来设宴招待张治中、邵力子、刘斐等人。熊向晖悄然现身。张治中半真半戏地问：“熊老弟，也来投诚？”周恩来放下酒杯，含笑看向众人：“他不是起义，是回来报到。我今天要向各位公开一个秘密——熊向晖，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话音落地，满座皆惊。刘斐低声感叹：“难怪胡宗南屡战屡败。”周恩来轻轻挥手：“蒋介石的密电，往往先被延安收到。”
这顿饭后的第二周，重庆方面改变了对西南战场的部署，胡、宋两部被迫原地待命。一个月后，刘邓大军南渡嘉陵江，从川北直插贵阳、昆明，西南战役提前收官。国民党最后的精锐彻底失去战略纵深，熊向晖阴影中的十年画上句号。
1950年春，他脱下军装，转入外交战线，再没回到曾经的虎穴。距离那场11月的小宴，不过短短数月，却已足够改写数十万人的命运。军政大势，有时就卡在一名秘书递出的薄薄几页纸里，成败的分界线清晰得近乎残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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